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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挑戰日記第十九則〕大聲嗆出我的名號

  有段時間是很愛看政論節目的,那時政黨對立沒有那麼嚴重,支持與反對國民黨的聲音泰半都有定見,那些所謂的知識份子大多說著我也明白的話,彼此之間的爭論也不算多,能擦出火花的,只在零星的細節上。國民黨已經是強弩之末,窘態畢露,得不到民心,也失了知識份子的心。社會上大多批判的聲音所針對的都是長期統治台灣所累積的不滿,逐漸釋放出來的社會力,也總是針對威權體制表象上所顯露出來的失措,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進步力量,推著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公共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那時算是滿有力量的,不論在媒體或是公開的場所發表言論,往往都能形成輿論關注的焦點,被視為監督政府施政堅強的力量。那時國會裏在野黨仍是少數,無法形成有效的制衡,往往只能採用焦土政策,強悍而誇張的肢體動作技術性的阻擋行政與立法部門沆瀣一氣的立法作為。體制內無法有效制衡,只能透過與體制外力量的結合,跟隨在輿論之後,亦步亦趨的形成抗衡的力量。   這力量最後在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及若干清流最後的臨門一腳,共同促成了台灣亮眼的民主奇蹟,政黨輪替,人們突然對進步改革充滿信心。和平的政權移轉,並沒有因此開創台灣政治的新局面,接踵而來的卻是理想與政治現實的落差隔閡,政治人物不斷透過各種形式挑動敏感的族群神經,執政黨藉以鞏固政權,在野的則試圖因此尋找重新奪回政權的機會,再加上外在威脅的不斷挑動,台灣終於在二○○四年總統大選,形成激烈的藍綠對決局面。  可悲的是,激烈的藍綠對決也同時吸納了知識份子原本在社會裏擁有的發言位置,動機論或是陰謀說混淆了所有可能的辯論,公共政策的辯論再也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大家關心的只是政治明星們的個人特質及政黨利益,中間選民存在的空間越來越小,大家被逼著表態,政治狂熱讓人們再也不對其他的論題感到興趣。然後就是道德與法律的爭議,然後就是媒體與政治力的結合與混淆。   當所有人都有權力拿著擴音機大聲發表自己的議論時,媒體強勢的發言位置及較高而有效的發言效果,讓人見識了所謂「公共知識份子」到底是怎麼回事。也因此當讀到出身哈佛法學院的Richard A. Posner法官的《公共知識份子》,在前言裏寫到「公共知識份子的產品還具有兩種功能:娛樂效果與創造認同感。」不覺會心一笑。在現在連政論節目都分藍綠不同立場,針對同樣的話題有不同的一批所謂知識份子,所謂資深媒體人,淘淘不絕面不改色的訴說自己的論點,其實也不過只是滿足各自陣營支持者的需求,給觀眾認同所需要的支持。知識份子的功能確實不再如此高尚感人,而只是相互取暖的安慰罷了。實在也不用再提什麼公理與正義的神聖,許多人心中也都明白,那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當然這樣的說法已經顯得過時了:「知識份子把普及性的概念運用在社會公眾關注的事務上面,由上而下,對權力濫用、社會腐敗或不公不義的現象進行理論性的思辯。」那在曾以為知識仍是力量的時代,知識份子確實也真被視為社會的良心,一股社會反省的力量。曾幾何時,知識份子的大量產出,知識被過度濫用及浮泛的反省,媒體過度的分化與商業機制的要求,知識份子不再是股力量,而只是另一個發聲的出口,濫用自己原本的專業在廣泛的領域,所形成的效果,只是另類可笑的烏龍。知識份子的選擇並不見得比平凡老百姓高尚,也不因此而再具有什麼進步領導的識見。高知識不見得就代表高道德,這樣的認知也影響著大家對「公共知識份子」的看法。一個可悲的說法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功能,在於強化讀者『先入為主』的偏見。」   波斯納引用大量的資料分析所謂公共知識份子(波斯納這樣定義著:「知識份子就『公共事務』為一般民眾撰寫論述」)的社會意義與效果,就因為知識份子所提出的論證及陳述的預言性效果實在不如預期(譬如選前預測結果,選舉產生爭議時分析社會可能出現的動盪及因應的建議等),知識份子的影響力越來越有限,大家因而見怪不怪,開始選擇性的相信知識份子所議論的意見。一旦開始選擇,就表示偏見繼續存在,所造成的效果,往往是同一個人說的話會以不同的方式詮釋,而詮釋的依據仍是個人的偏見。於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品質越來越低下,言論也就更聊備一格,存在與不存在都沒有太大意義了。大放厥辭信口開河的結果,很快就被遺忘。   這不就是台灣現下的處境?一群群專家學者佔領不同節目的發言台,義正辭嚴的護衛著言論自由,大聲嗆出自己的名號,從來不去在意到底那領域是不是自己在行的,只要有機會發表言論,明確表達立場,其他什麼都可以不管。所以真理從來就不會越辯越明,正義也不會在舌粲蓮花間顯現。如果有機會去讀讀《公共知識份子》,該臉紅的又會是誰?請相信我,我們偉大的公共知識份子們,絕對還會去護衛他們眼中的言論自由,但又不同意別人擁有相同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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